[73]民间规范自下向上运动，地方立法自上而下运动，在缓慢的演进过程中，二者能够形成同一的连续体，从而实现融合发展。

[17]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9页。行政过程所要处理的权益关系并不限于诉讼程序所处理的公法上的请求权问题，一般而言，行政过程所能处理的权益关系的范围要广于诉讼过程。

更进一步而言，并不是所有受影响的主体都能参与到听证过程之中，但形成的政策方案却是对不特定的主体发生效果。但行政任务目的的综合性是不断增强的，这一方面是对仅具有单一领域专业性的行政机关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要求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深度协作。（3）听证主持人的单方接触禁止（5 U.S.C. §554(d), 5 U.S.C. 557(d)(1)）。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看，个人在公法关系中所具有的自由个体-国家成员-国家机关承担者这三种身份，实质上表现了行政过程中个人主动性的增强、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影响程度的增加、个体对公共秩序形成的参与程度的深入。对抗型的互动恰恰是互利互惠关系实现的方式，程序结果的达成一定程度上是对抗双方利益交换的结果。

基于这一点，无论是我国地方立法中行政执法和行政决策这一分类的雏形，还是美国行政法上的行政决定与规则制定程序，都不能与个案裁决－政策形成这两个理想类型进行简单的一一对应。但事实状态是，部门之间的权限冲突是普遍存在的。[39]刘星：《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至于规范原则，是指作为规范体系中最为内核的基础性规范即元规范。[65]制度演化博弈论者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试错(trialanderrors)的学习过程自生自发地生发出某种习俗来。然而，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予以超越。[43]千叶正士，见前注[8]，第188页。

由此可见，在最为基础的规范分析即权利义务分析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最容易发生同构。执行性地方立法并不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

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民间规范也不会脱离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急剧变化，而是在代际之间以继承——创新——再继承——再创新的方式渐进变迁。无论是经由主体自治的补充，还是经由主体选择的补充，民间规范都会被代入地方治理秩序之中，一方面弥补地方立法的不完备性——制定法总是存在不完备性的，另一方面也通过融入正式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实现民间规范自身的发展。例如，传统民间规范中的杀人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丛林规则等同态复仇规范或私力救济规范，就不断被国家立法中的修复性责任规范和公力救济规范所融化。尽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使用的是社会规范概念，但其所列举的社会规范与民间法研究中的民间规范基本是一致的。

[68]伯尔曼，见前注[53]，第663页。二、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可能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有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并不意味着二者就一定能融合发展。单纯依靠习惯来行事的前提是那些成为惯例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显然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法律现实主义者，也并不意图从实然(is)中推出应然(ought)，相反强调从实然中学习并改进之。而民间规范在补充地方立法的疏漏、促成地方立法发挥节制美德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地方治理中的定位和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

因为民间规范的经验性是对较长历史时段内已有行为模式的反复运用，执行性地方立法对其予以吸收，一般不会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地方立法的这一功能可以被称为执行性，执行性地方立法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法律规范的确切含义和适用范围予以明确规定，是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于个别的、具体的情况。

民间规范的社群性、传承性和经验性分别能沟通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固有性和执行性，又使得二者具备融合发展的可能。地方立法必须重视地方民众的利益和心理需求，同时也会受到地方治理的政绩要求的导控和干扰，因此往往具有临时性、应急性、对策性，难以稳定化、逻辑化、体系化。

[17]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频繁流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高度开放的当代中国。(三)民间规范的经验性与地方立法的执行性融合之可能 如果将民间规范比喻成法，那么透过民间规范最能理解霍姆斯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这一地方立法认为该民族结婚仪式传统中以民族习惯代替结婚登记的规范是不合法的，与具有现代性、先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冲突过大，因此应予以剔除，而只对除此之外的结婚仪式民族习惯予以吸收。而民间规范传承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承一定区域内的固有文化和传统文化，由此就与地方立法的固有性是吻合的。这一地方立法明确禁止婚姻陋俗，旨在通过立法禁止来取缔相应民间规范。[46]我们还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从中吸取那些对我们有益有用的东西。

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基础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实践中，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是否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讨论二者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它认为法律不是由君王意志的诏令武断地创制，而是由法官和法学家从过去实现或没有实现正义的法律原理、法律原则的经验中发现的。

地方立法融合良好的民间规范，能够丰富和完善地方乃至国家的法治体系，民间规范融合科学的地方立法，能够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法律有助于以上这两者的整合。

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二)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 当地方立法遵从民间规范的向导，并在立法中启动民间规范调查程序后，就可以将作为先行规范的民间规范吸收进地方立法，使其结构于地方治理的正式秩序之中。

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转化包括修正性转化和合法性转化。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上位法意义的上位规范拘束民间规范，民间社会因此对国家及其统治权力持一种非常散漫甚至无视的态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70]秦始皇废分封制而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之后，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也只达到县治一级，余下的社会空间基本依靠民间规范来运行，在这一空间，民间规范基本不用考虑国家权力。新法律多元主义强调了国家法与非国家法之间存在辩证、互构的关系，其发展方向不是将国家法与非国家法作为两个分离的实体，而是认为它们处于同一社会领域中，在此基础上探察二者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66] 与民间规范基于集体无意识选择的自发秩序相反，地方立法则是一种基于理性规划和设计的建构秩序。

它们通过这种彼此分离，只是扬弃了自己。然而，仅凭直觉，我们不难发现民间规范更容易与地方立法以及地方法治建设发生关联。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在价值理念、规范内核、治理目标上更是有很多共同的元素，例如最为典型的是，二者都以良法善治为皈依。[82]如果说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是二者在某些方面合二为一的同合发展路径，那么还需要二者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融和发展。

与民间规范的守成相反，地方立法特别强调创新。伯尔曼在考察西方商法传统时指出，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

[18]SallyEngle Merry, LegalPluralism, Law SocietyReview , Vol.22, No.5, 1988, pp.869-896. [19]张均：法律多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6页。演化博弈均衡意味着，如果一个现存策略是演化稳定均衡策略，那么，必须存在一个正的入侵障碍，使得当变异策略的频率低于这个障碍时，现存的策略能够比变异策略获得更高的收益。(四)地方立法规引民间规范 民间规范作为社会经验演进的产物，其本身并不具备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能力。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中国传统制度中的家长制和集权制依然会凌驾于具有现代性的自治契约之上;有些自治契约以义务来表述权利，只言义务，不言权利;建立在自治契约规范上的自治秩序，在某些方面还对官府存在依赖性。[76]伟大的立法家尽管好像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章，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规范性是理解民间规范的关键：首先，规范性将民间规范同一般的民间习惯区分开来，民间规范是从民间习惯中生成的，但并非所有的民间习惯都具有规范性因素。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规定：订婚不是结婚的法定程序，不受法律保护。

[39]既然地方性和社群性能够相融通、相化约，且是理解地方立法和民间规范的两把重要钥匙，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就可以利用这两把钥匙打开融合发展的大门。[40]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甚至坚定地认为，一国实在法与其语言一样，没有绝然断裂的时刻，以其民族的共同意识为特定居所。